近年香港在資本市場改革與政策推動下，逐步成為亞洲生物醫藥融資的新熱點。這一進程並非偶然，而是中央與特區政府政策傾斜、監管制度改善，以及資金與人才資源逐步聚集的綜合結果。若要理解香港的優勢與挑戰，就必須同時放眼國際市場，從美國、歐洲以至內地的經驗中找到比較與參照。
在政策層面，香港的確正大力推進一系列改革。施政報告提出要擴展「1+」審批機制至所有新藥與先進療法，並建立藥械監管中心，加快藥物和醫療器械的註冊與審批流程。對於生物醫藥企業而言，時間就是金錢，能否縮短從研發到上市的週期，直接影響投資回報與企業估值。同時，香港科技園等機構也提供高達六百萬港元的培育計劃資助，涵蓋臨床試驗、研究申請及租金補貼。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則在基礎研究到臨床階段提供補貼，這些舉措雖然規模有限，但足以對初創企業起到關鍵的支撐作用。更重要的是，香港還嘗試透過大灣區合作，推動臨床試驗與藥械審批的區域化整合，例如港深臨床試驗協作平台以及「港澳藥械通」的制度探索，讓藥物研發不再受制於單一市場的規模，而是直接打通跨境需求與數據共享。
為高風險生物科技公司提供籌資渠道
這些舉措之所以被市場認為有力，是因為香港本身擁有一個較為成熟的金融市場。資金自由進出、投資人基礎國際化，以及港交所針對創新藥企業設立的18A章上市制度，使得尚未有盈利或收入的企業也能在香港上市融資。對於高研發、高風險的生物科技公司來說，這提供了一個實際可行的退出與籌資渠道。同時，香港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在基因編輯、免疫治療、細胞療法等前沿技術上具有不俗的科研成果，若能透過政策支持與資金導入，加強與產業界的轉化，將有潛力形成「科研-產業-資本」的循環。
然而，把香港放到全球市場中來看，便會發現一些差距。美國至今仍是生物醫藥創新的絕對領頭羊，無論在創投資金的規模還是對高風險的承擔能力上都遙遙領先。即便在利率上升與市場動盪的背景下，美國創投基金仍能支持眾多從種子輪到後期的大額融資，這種「厚資金池」讓創新藥企業即便經歷失敗也能東山再起。相比之下，歐洲尤其是英國，雖然規模不及美國，但憑藉政策與公共資金的支撐，加上劍橋、牛津等科研中心形成的完整生態系統，仍保持相當活力。而中國內地則依託龐大的臨床試驗需求和政策傾斜，迅速在研發與市場規模上崛起，中央及地方政府更動用大量資金支持原創藥和生物醫療器械研發。相比這三個市場，香港雖然近年政策紅利明顯，18A制度吸引了部分內地與國際企業來港上市，但在融資規模與國際知名度上仍處於起步階段。
撰文：派格生物醫藥(02565)投資者關係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