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調整並不只局限於股權市場。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香港亦被明確賦予「首要離岸中心」的角色。早在2007年，中國開發銀行就在香港發行了首批離岸人民幣債券，開創所謂「點心債」市場，其後離岸人民幣債券存量於2013年已增至約人民幣3,100億元。香港立法會的研究在2013年指出，香港是首個也是當時規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兼具貿易結算、融資及財富管理三大功能。之後港交所陸續推出人民幣計價債券、人民幣REIT及ETF等產品，為人民幣資產建立較完整的二級市場生態。
2023年，港交所進一步增設第18C章，為「專門科技公司」提供新的上市通道，允許部分仍未盈利、但在人工智能、雲計算、機器人、綠色科技等領域具備核心技術的企業在港上市。2025年又與證監會聯手推出Technology Enterprises Channel（TECH），為18A、18C相關企業提供更快速的申請通道。這一系列改革顯然是有方向的：香港不只是要「跟得上」國際規則，而是要成為中國新經濟與硬科技企業的首選離岸上市地。
南向資金崛起與定價權轉移
制度的改變，最終會反映在資金結構上。若說2000年代的香港是外資主導的國際市場，那麼2010年代中後期至今，香港正逐步演變成「中外資共治」的混合定價市場，而南向資金則是這場轉型的關鍵。
2014年11月啟動的滬港通，標誌著互聯互通機制的開端；2016年12月深港通推出後，「南向」（內地投資者買賣港股）和「北向」（香港及國際投資者買賣A股）雙向通道正式成形。根據港交所在2019年發佈的統計，截至2019年10月，南向總成交額（買入加賣出）已累計達到約8,748億港元，淨流入約9,870億港元；南向持股市值亦由2014年底的131億港元，迅速攀升至接近一萬億港元。
這個趨勢在近年更為明顯，透過滬深港通流入香港的南向交易，日均成交額佔港交所整體成交的比例，已由2015年的約1.6%上升至2024年的約18%。《金融時報》亦報道，2025年單是經互聯互通機制流入香港的內地資金，年內已達約8,200億港元，超過2024年全年流入額；累計南向淨流入約450億港元，其中三分之一在過去兩年才出現，南向交易目前約佔港股每日成交四分之一。
這些數字意味香港的邊際定價力量正在從外資慢慢轉向內地資金。南向資金普遍偏好高股息、龍頭央企與大型平台公司，其持倉與交易風格較長線，對內地政策變化極為敏感，這與傳統外資偏好高增長、資訊科技與消費新經濟股的風格截然不同。結果是，港股的「市場風格」在2017至2018年以新經濟為主導的高估值階段之後，逐步回歸到同時重視現金流與分紅的分化結構。
其次，IPO市場的資金來源，也由「國際為主」變成「中國＋國際雙支柱」。以2020年為例，當年香港IPO集資額約3,975億港元，位列全球第二，超過六成集資來自新經濟公司，其中阿里巴巴相關的集資更累計達1,012億港元，佔2019年香港新股集資的三分之一。2021年香港依然是全球最活躍IPO市場之一，共有98間公司上市，集資超過3,300億港元，新經濟企業同樣佔據主導。在這些大型新股中，國際資金固然重要，但南向資金及中資機構成為不可或缺的基石投資者，愈來愈多大型IPO在招股初期便鎖定龐大的內地長線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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