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教育首選落地大灣區
若把內地國際化教育需求拆開看，是高度分化的幾個區域市場。如果市場分類觀之，無論從收入結構、人口流入、與香港的交通半徑，到課程偏好與政策接口，粵港澳大灣區與長三角、京津冀，已不是同一類賽道。
2024年數據顯示，中國內地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13萬元，但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達8.11萬元，北京為8.54萬元，上海為8.84萬元，蘇州也達7.75萬元；同時，廣東2024年常住人口增加74萬，為全國增量最高省份。從前述數據分析得出，真正能支撐高客單價國際課程與跨境通學模式的，仍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強二線城市及其都市圈。
當然，高收入不等於高可行性。港資北上的核心優勢，不只是「有教育品牌」，而是能否把香港課程、香港升學路徑、香港教師與治理體系，與內地家庭的升學焦慮精準對接。
港資於大灣區具天然優勢
香港考評局已由2024年文憑試起，接納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合資格港人／港澳子弟學校申請成為DSE與考學校；到2025/26學年，獲香港教育局點名納入相關升學資助資格範圍的內地港人子弟學校已增至4所，分別位於深圳、廣州、南沙及東莞。對家長而言，這不只是「多了幾所學校」，而是DSE路徑開始在內地形成更完整的供給網絡。
需求端也有明確信號。香港教育局公布，應屆DSE考生可用文憑試成績直接申請165所內地指定高校；同時，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亦已涵蓋符合條件的內地港人子弟學校畢業生。這使DSE不再只是「回港升學」工具，而成為連接香港、本地內地高校與海外院校的三向通道。對一批在深圳、廣州生活，或希望保留香港升學選擇的家庭來說，DSE的風險收益比，正高於純AP或純A-Level。
從價格帶看，區域分化更明顯。公開資料顯示，廣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2025/26學年高中HKDSE學費為每年15.3萬元人民幣，而GCE A-Level / IBDP為18.3萬元；同校小學學費10.9萬元。這說明在大灣區，中高端家庭願意為國際課程付費，但對價格仍高度敏感，DSE因此具備「比IB更低、比純民辦雙語更高」的中間帶定位。
另一端，深圳前海哈羅港人子弟學校2025/26學年G10至G12學費為25.27萬元，寄宿費另收10.2萬元，G1至G6學費亦達18.54萬元。兩者之間的價差，已不是單純課程差異，而是品牌、寄宿、校園配置與家庭階層定位的綜合溢價。
DSE為承接不同需求入口
課程偏好也呈現清晰分層。深圳前海哈羅港人子弟學校明確提供香港課程，並在G10至G12提供DSE或IBDP雙路徑；南沙民心則同時提供HKDSE、A-Level及IBDP。這反映家長偏好正在從單一升學體系，轉向「可切換、可對沖」的組合：港寶或跨境家庭偏好DSE，本地高淨值家庭偏好IBDP，面向英聯邦升學的家庭則偏向A-Level。換言之，未來能跑出的跨境教育運營商，未必是只押注一條課程線，而是能把DSE作為入口，再以IB／A-Level承接不同客群。
通勤成本則決定了跨境模式能否真正擴張。以香港西九龍至福田站為例，高鐵二等座執行票價為77港元；若按每月22個上學日、每日往返計，單是高鐵票價已接近3,388港元，尚未計入香港本地接駁與深圳落地交通。這意味著「每日跨境通學」只適合少數高收入、且居住於口岸或高鐵節點附近的家庭；相比之下，「在深圳或廣州就讀港式課程學校」其實更像一種替代方案，而不是跨境通勤的附屬選項。也因此，港資北上若仍把商業模型建立在大量跨境日通勤學生上，天花板不會太高；真正可複製的模式，是把學校直接做在港人與新中產聚集區。
因此，港資北上的可行路徑，最現實的不是一開始就複製香港名校全套體系到全國，而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優先深耕大灣區口岸城市與新中產聚集區，做DSE為主、IB/A-Level為輔的雙軌校。第二步，把跨境通學需求轉化為本地就讀需求，通過寄宿、校巴及社群服務提高黏性。第三步，將單校模式升級為平台模式，把課程授權、師資培訓、考試服務與升學諮詢打包輸出。
韓風，財經公關公司董事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