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2010年問全球投資者「香港在國際金融版圖上的角色是什麼」，標準答案多半是「亞洲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這並非溢美之詞，香港在2009年及2010年連續兩年成為全球IPO集資額第一的市場，2010年通過新股上市集資約4.49兆港元，佔當年全球IPO集資額接近五分之一，當時香港聯交所的上市公司總市值也升至約21兆港元，全球排名由2000年的第11位升至第7位。
這些亮眼數字背後，是一批標誌性IPO：2010年友邦保險（AIA）在港上市，集資約204億美元，成為當年全球最大IPO；其後農業銀行H股在港集資約120億美元，同樣位列全球前列。在那個年代，香港是跨國企業與內地企業走向國際資本市場的首選平台，是「世界的香港」。
十五年後再看同一個市場，景象已明顯不同。香港仍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但其核心功能，正從泛泛的「國際金融樞紐」，轉向更具針對性的「中國離岸資本與人民幣業務中心」。不論是互聯互通開通後南向資金比重節節上升，還是中概股回流香港作第二上市、雙重主要上市，又或者是離岸人民幣債券與點心債（Dim Sum Bond）市場在港發展，都說明香港正在以制度、資金與政策三條主線，重塑自身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定位。
這種轉型不是被動退守，而是一種在地緣政治與中國崛起背景下的「功能再分工」：紐約仍是美元與全球科技股的核心，倫敦是國際銀行與外匯樞紐，而香港正逐步成為中國資本與人民幣走出去的首選離岸門戶。
由「對標國際」到「服務中國＋連接世界」
香港作為前英聯邦城市，一直沿用普通法制度和英美式證券監管框架，配合聯繫匯率制度，為國際資本提供了熟悉而穩定的制度環境。90年代至2000年代，這套制度主要是為「全球企業來亞洲上市」服務；但隨着中國經濟與資本市場急速崛起，香港的規則設計開始出現明顯「雙語化」：既要與國際標準接軌，又要能夠有機地對接內地監管與市場需求。
最具代表性的轉折點是2018年的上市制度改革。這一年，港交所推出三大新章節：第8A章允許具備創新能力並採用同股不同權（Weighted Voting Rights, WVR）架構的公司在港上市；第18A章為未有盈利但具一定研發實力的生物科技企業開闢上市渠道；第19C章則為在合資格海外交易所（如美國、倫敦）已上市的公司設立便利的第二上市機制。
這套新規則直接改變了香港IPO的結構。根據港交所2023年的回顧，自2018年新制度落地至2023年初，合共約86間受第8A、18A和19C覆蓋的公司在港上市，合計集資約5,833億港元，佔同期IPO集資總額約41%。這意味著，短短五年間，新的制度框架已經支撐了相當比例的新股集資額，從以傳統金融、地產、公共事業為主的市場，轉型為以新經濟、平台經濟和生物科技為重要支柱的市場。
以具代表性的個案來看，阿里巴巴在2019年回流香港，透過第二上市集資約880億港元，是自2010年AIA以來香港規模最大的股本融資交易。阿里巴巴之所以能夠重返香港，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同股不同權及便利第二上市的制度設計。其後2020年京東及網易相繼選擇在港作第二上市，京東計劃集資規模約300億港元，網易最終集資約210億港元，成為2020年香港市場最大及第二大的股票發行。這三宗交易在實務上鞏固了香港作為中概股「制度避險港」的地位，也將新制度的戰略意義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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