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逐漸淡出日常生活，但它並未真正結束對全球公共政策與資本配置的影響。相反，一種新的共識正在形成：重大傳染病不再被視為「百年一遇」的極端事件，而是必須長期納入國家安全、財政規劃與產業投資考量的系統性風險。在這一背景下，疫苗與治療藥物的角色，正從單次危機應對工具，轉變為常態化的戰略儲備資產，其背後的投資邏輯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
傳統上，疫苗與抗病毒藥物的需求高度依賴疫情爆發節奏，具有明顯的「尖峰型」特徵：危機期間需求暴增，疫情退卻後迅速回落。然而，新常態下的防控思路，正在改變這種週期性。各國政府開始將疫苗與關鍵治療藥物納入中長期儲備體系，以確保在疫情早期即可快速部署，避免醫療系統與經濟活動受到劇烈衝擊。
這種制度化儲備，意味著需求不再完全由感染人數驅動，而是由政策與安全考量主導。即便在非疫情年份，政府仍可能持續採購、更新與輪換庫存，形成相對穩定的基礎需求。對製藥企業而言，這降低了需求的不確定性，但同時也提高了產品在安全性、有效性與可持續供應方面的門檻。
疫苗與治療藥物如何協同？
在新防控框架下，疫苗與治療藥物之間的關係，也正從「誰更重要」轉向「如何協同」。疫苗仍是預防層面的核心工具，能在群體層面降低重症與死亡風險；而小分子抗病毒藥物、單抗等治療方案，則在突破性感染與高風險人群中扮演關鍵角色。
這種分工，使戰略儲備呈現出「組合投資」特徵。單一技術路線的藥物，難以覆蓋病毒變異、接種意願與人群差異等多重不確定性。因此，越來越多國家傾向同時配置多款疫苗平台與不同機制的治療藥物，以提升整體防控體系的韌性。對產業而言，這意味著投資價值不再只集中於某一爆款產品，而是體現在能否進入長期儲備清單、成為制度性選項。
當疫苗與治療藥物被納入戰略儲備，其投資屬性也發生轉變。這類產品的回報，逐步從高波動、高不確定性的「事件型收益」，轉向帶有公共採購特徵的穩定現金流模式。政府作為主要買方，其信用風險低、履約能力強，為企業提供了類似「準公共事業」的收入基礎。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高利潤唾手可得。隨著公共資金介入加深，價格談判、供應保障與本地化生產要求，將持續壓縮單位利潤空間。真正的投資價值，更多來自規模化生產能力、研發平台可擴展性，以及在多國儲備體系中的准入資格。換言之，政策信用正在成為新的估值因子。
派格生物醫藥(02565)投資者關係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