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長者北上就醫的制度障礙
隨着愈來愈多香港長者在深圳、中山、珠海等大灣區城市生活，「居於內地、回港看病」的傳統模式正逐漸改變。內地醫療收費普遍較低，部分醫院輪候時間較短，加上交通日益便利，北上覆診、驗身、配藥以至接受牙科和康復治療，表面上已成為跨境養老的自然延伸。
截至2026年，大灣區內地九市已有21個服務點接受香港長者醫療券，約179萬名合資格長者可以受惠。另一項「支援粵港澳大灣區醫院管理局病人先導計劃」亦延長至2027年3月底，讓合資格醫管局病人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接受指定門診服務。政策方向明顯是把部分醫療選擇延伸至香港以外，但現行安排仍較接近若干孤立試點，尚未形成完整的跨境醫療保障體系。
公營保障仍未過境
第一道障礙是支付制度。長者醫療券本質上是有限額的個人門診補貼，不等同香港公營醫療資格可以在內地通用。醫療券可支付指定機構及科室的門診服務，卻不能全面承擔住院、急症、手術及長期護理開支。對健康狀況較佳的長者，這可補貼驗眼、牙科或慢病覆診；但對最需要醫療保障的高齡及多病共存人士，真正沉重的往往正是住院和急症費用。
醫管局先導計劃雖進一步把部分公營門診資助帶到港大深圳醫院，但覆蓋範圍仍有限。現行安排下，病人須已獲安排在醫管局指定門診覆診，並到相對應科室求診；每次費用達人民幣100元或以上，病人一般共付100元，其餘由計劃資助，每年上限人民幣2,000元。偶發性疾病、住院、日間住院及急症服務並不包括在內。截至2026年2月底，累計參與者逾6,000人，反映計劃確有需求，但相對龐大的跨境養老人群，規模仍屬有限。
商業醫保亦未完全補位。香港保單對內地醫院的認可名單、賠償比例、預先授權及直接付款安排各有不同；內地基本醫保則與香港居民身份、就業和參保地掛鈎。結果是長者即使能在內地較便宜地求醫，仍可能要先自行墊支，再面對文件格式、診斷證明及索償標準不一致。醫療價格差距只有在支付制度可以銜接時，才會真正轉化為養老成本優勢。
病歷互通之外，更要建立責任互認
第二道障礙是治療連續性。跨境長者往往同時在兩地取得處方，若醫生看不到完整的疾病史、過敏紀錄及用藥清單，便可能出現重複檢查、藥物相互作用或劑量不一致。2026年醫健通已升級「跨境健康紀錄」及「個人資料夾」，市民可申請過去三年的香港健康紀錄，授權指定內地醫療機構查閱，並把部分內地檢查結果帶回香港跟進。這是重要進展，但目前仍主要依靠病人主動申請和授權，距離兩地臨床系統即時、結構化互通尚有距離。
藥物制度同樣存在落差。同一種藥物可能在兩地使用不同商品名稱、包裝、劑量或註冊適應症；內地處方不能自然轉化為香港藥房可執行的處方，香港公立醫院也未必直接延續內地醫生的用藥決定。一旦病情惡化，跨境救護、轉院、檢驗結果認受性及責任歸屬又會成為問題。若出現醫療糾紛，病人須面對不同的投訴、鑑定、保險及司法制度，對缺乏家人協助的長者尤其困難。
因此，大灣區養老醫療的下一步，不宜只追求增加服務點，而應建立分層制度：基層及慢病管理可逐步擴大醫療券適用範圍；專科覆診可透過合約醫院和統一臨床路徑承接；住院及急症則需要另設跨境保險、預先授權和轉院機制。同時，兩地應推動診斷編碼、藥物名稱、化驗標準及電子處方的互認，並設立清晰的醫療事故協調窗口。
（概念提供：派格生物醫藥（02565），《金星匯》草擬校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