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的非正式回收者
在不少發展中國家，城市回收體系並非由大型環保企業支撐，而是由一群沒有合約、保險及穩定收入的拾荒者維持。他們每天從街道、住宅、商業區及堆填區找出紙張、金屬、塑膠與玻璃，提供城市成本最低、也最勞動密集的分類服務。然而，當循環經濟成為投資熱點，這群最早參與資源循環的人，卻可能最先被「現代化」排除。
非正式回收並非毫無組織。產業鏈最前端是徒步或以手推車收集物料的拾荒者，其後是社區小型收購站，負責秤重、初步分類及墊付現金；再上一層是具備貨車、貨倉與打包設備的中間商，將物料大量出售予加工商，最終進入造紙、煉鋼及再生塑膠工廠。整條供應鏈高度市場化，價格每天隨再生原料需求變動，卻把最大風險留在最弱勢的一端。
拾荒者通常缺乏議價能力。WIEGO研究指出，在部分哥倫比亞、印度及墨西哥城市，前端工人所得可能低至加工業採購價的5%。當廢紙或塑膠價格下跌，他們既不能保存貨物，也沒有最低收購價保障；在價格上升時，主要利益則由掌握倉儲、運輸和買家關係的中間商取得。
這種低收入並不代表低貢獻。WIEGO估計，全球約有1,500萬至2,000萬人從事非正式拾荒及回收；巴西約有28.1萬名拾荒者，當地鋁罐與紙板的高回收水平，很大程度依靠這套民間網絡。UN-Habitat亦指出，部分國家的非正式部門支撐高達九成回收活動；在不少城市，其佔市政廢物回收鏈的比例超過八成。
更重要的是，拾荒者替政府節省了收集、運輸及堆填成本。可回收物被提前分流，意味着垃圾車行程、燃料消耗及堆填空間需求同時下降。部分研究估計，這類分流可節省接近三成堆填空間。
現代化不能等同清場
政策上，第一條路是取締，包括禁止進入堆填區、沒收手推車，或把回收特許權整批交給大型承辦商。這種做法表面上最整齊，卻往往令拾荒活動轉入地下，甚至切斷數以萬計家庭的收入，而承辦商也未必願意處理價值低、來源分散的物料。
第二條路是納管，由政府登記從業者，提供身份證明、安全裝備、疫苗、保險、指定分選空間及最低服務報酬。哥倫比亞把有組織的拾荒者承認為公共回收服務提供者，並建立付費制度；截至2019年，已有94個城市至少有一家拾荒者組織提供正式回收服務。不過，若登記要求過度複雜，最弱勢、流動性最高的工人反而可能再次被排除。
第三條路是合作社。印度浦那的SWaCH模式由拾荒者組織提供上門收集，保留出售回收物的收入，並由居民支付服務費。這讓工人由「翻垃圾」轉為獲承認的環境服務者，也減輕政府直接僱用與營運車隊的成本。合作社的意義不只在於集中銷售、提高議價能力，更在於讓工人參與合約、路線及收入分配。
第四條路是數碼平台。印度清奈的Kabadiwalla Connect把小型收購站、拾荒者、品牌商與回收廠連接起來，以數據追蹤物料流向，改善物流及價格透明度。但數碼化並非天然公平：若平台以信用評分、智能電話或交易量作為門檻，便可能把缺乏設備、識字能力或固定地址的人排除。因此，平台應公布價格及扣費方式，容許現金結算，並由合作社代表參與治理。
對公私營回收項目而言，真正的效率是同時提高物料回收率、工人收入與職業安全。招標前應先進行拾荒者普查，把現有工人列為優先承辦者或合作夥伴；政府及生產者責任基金則應按收集重量、服務範圍和減碳效益支付報酬。分選中心、車輛及數碼追蹤可以升級，但原有從業者必須擁有培訓、設備、數據與合約的進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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